自唐纳德·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对盟友和对手们全面征收贸易关税以来，关于美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前景的普遍看法一直是悲观的。更高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美国的例外地位已经终结；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将变得不可持续；美元很快就不再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汇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走弱。

当然，特朗普宣布的一些政策也值得我们如此悲观。关税、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很可能会造成滞胀（引发更高的通胀和更低的增长），对移民的严厉限制、大规模驱逐无证工人、巨额财政赤字和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的行为也是如此。同样，削弱美元的《海湖庄园协议》、对国内外法治的进一步破坏，以及对外国人才——科学家和学生——赴美的更严格限制也都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笔者（自去年冬天以来）一直认为美国经济会好起来——不是因为特朗普的政策，而是哪怕存在这些政策的情况下。

首先，笔者预计市场纪律、特朗普身边那些更明智的顾问以及美联储的独立性等因素将占上风，而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特朗普一再退缩并追求达成贸易协议，而不是贯彻其4月初的关税政策。

特朗普的默认做法或许是“TALO”（特朗普总是抨击），但债券义警和金融市场已将他推入了“TACO”（特朗普总是退缩）模式。随着他那些最具破坏性的经济政策转而采用了较为温和的形式，美国经济仍将承受一些痛苦，但年底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增长衰退（指低于潜在增长）而不是彻底衰退（通常指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

其次，由于技术的积极影响永远胜过关税的消极影响，美国经济的例外时代并没有结束。在大多数决定未来的革命性创新方面美国都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各方。因此到21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潜在年增长率很可能从2%提高到4%，到21世纪30年代还会出现更高增长。假设新技术将其潜在增长率提高了200个基点，而贸易和其他不良政策将其拉低了50个基点，那么美国仍将是出类拔萃的。决定未来增长前景的是该国独具活力的私营部门而非特朗普政策。

再次，如果潜在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加速向4%迈进，那么美国公共债务和外债相对GDP的比重将被证明是可持续的，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稳定进而下降（除非出现更大的财政鲁莽行为）。虽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公共债务相对GDP的比例会上升，但这是因为它假定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最多也只能达到1.8%。

最后，只要美国的经济例外性还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所赋予的“过度特权”就不太可能被削弱。尽管关税提高了，但美国的对外赤字可能会保持在高位，因为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在科技驱动的长期繁荣中上升，而储蓄率则保持相对稳定。由此产生的经常账户赤字增长将由证券投资流入（资产组合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一小部分储备会被分流到美元计价资产之外，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太可能受到重大挑战。同样，这些结构性资金流入将限制汇率下行风险，甚至可能在中期内强化美元。

简而言之，在21世纪20年代的余下时间内美国很可能表现良好，这不是特朗普的功劳，而是冲破了他的阻碍。他的许多政策无疑可能导致滞胀。但美国恰好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要技术创新的中心。这些创新将带来巨大的正向总供给冲击，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经济增长并降低通胀。这种效应应当比滞胀政策可能造成的损害大一个数量级。

当然，我们不能对那些破坏性政策掉以轻心，它们的负面影响可能很严重。但只要市场和债券义警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特朗普最坏的冲动就会受到制约。

（作者系哈德逊湾资本公司高级顾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巨型威胁：危及我们未来的十大危险趋势及其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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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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